英國《金融時報》網站6月27日發表題為《美國正對自己打造的世界產生“買家懊悔”的感覺》的文章，作者是該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全文摘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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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說話時，全世界都將傾聽。畢竟它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大國。不只是因為其體量和財富，還因為其聯盟的力量及其在建立當今秩序的體系和原則方面的核心作用。美國在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曾發揮決定性作用。

如今，在遭受“買家懊悔”情緒折磨的情況下，美國已決定重起爐灶。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在4月20日的演講中概述了美國新愿景的經濟層面。隨后，喬·拜登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杰克·沙利文以“復興美國經濟領導地位”為題發表了一個更為宏觀、盡管是補充性的演講。它是對以往政策的批判。它完全可以被視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式干預主義的回歸。

沙利文說了些什么？這對于美國和世界可能意味著什么？

出發點在國內。因此，“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讓許多美國勞動者和他們的社區落在了后面。金融危機動搖了中產階級。疫情暴露出我們供應鏈的脆弱性。不斷變化的氣候威脅生命和生計。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凸顯過度依賴的風險”。更確切地說，美國政府認為自己正面臨四大挑戰：工業基礎的空心化；一個地緣政治和安全競爭對手的崛起；不斷加速的氣候危機；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對民主本身的沖擊。

用一個關鍵的語句表達，應對之策將是“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對外政策”。那么這應該意味著什么？

首先是一項“現代美國工業戰略”，它將支持那些被視為“經濟增長的基礎”、且“從國家安全視角來看具有戰略性”的行業。其次是“與我們伙伴的合作，以確保它們也將建立起能力、韌性和包容性”。第三是“超越傳統的貿易協議，轉向關注我們時代核心挑戰的創新的國際經濟伙伴關系”。包括建立多樣化和有韌性的供應鏈，動員公共和私人投資推動“清潔能源轉型”，確保“我們數字基礎設施的可信、安全和開放”，制止在對企業征稅上的逐底競爭，強化勞工和環境保護及打擊腐敗。第四是“動員數萬億美元的投資進入新興經濟體”。第五是一個“以高墻小院保護基礎性技術”的方案。于是“我們已經周密地針對輸往中國的最先進半導體技術出口實施了量身定制的限制”。它還包括“加強對與國家安全有關的關鍵領域內的外國投資審查”。沙利文堅稱，這些限制是“量身定制的舉措”，而非“技術封鎖”。

這確實是美國經濟政策目標和手段的根本性轉變。但是這種轉變的深度和持久性將取決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新的美國共識。

這些新目標能說得通嗎？它真的將會有助于讓美國人和我們其他人更加富足和安全嗎？

疑慮之一與體量有關。沙利文聲稱，“據估計未來10年中來自拜登總統議程的公共資本和私人投資總額將達到約3.5萬億美元”。這個數額充其量是同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4%，遠遠無法帶來變革性。另一個疑慮是，要想讓產業政策奏效是十分困難的，尤其對于處在技術前沿的經濟體而言。還有一個疑慮涉及這項新策略對于與世界其他國家、尤其（但不僅僅）是中國的關系——特別是貿易關系——將具有怎樣的破壞性。

區分純商業技術與具有安全影響的技術將十分困難。要把美國的朋友與敵人區分開來也極為困難。尤其是，要說服中國相信這并非是一場打壓中國的經濟戰的開始將十分困難。而中國已經有很多手段應對這樣的爭斗。

只有當這項新策略將帶來一個更加繁榮、和平、穩定的世界時，它才會奏效。如果它將帶來分裂的世界、環境的崩潰或徹底的沖突，那么按我們自己的標準它將是失敗的。這項新策略的始作俑者需要小心翼翼拿捏他們的新計策的執行。它可能會產生事與愿違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