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

在四千多年前的中國，人們就已經(jīng)開始鑄造青銅器。甘肅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單刃青銅刀，是目前我國已知出土年代最早的青銅器，距今已有4800年歷史。隨著技術的發(fā)展，青銅器冶煉技術也更加完善。周朝時，以禮制管理國家、繼承了商文化的周人，賦予了青銅器特殊的含義，即“藏禮于器”。從以青銅酒器為主的商代，到以鼎、簋等食器作為禮器的周代，在青銅器地位的變化中，中華文明也在傳承發(fā)展。

正在成都博物館展出的特展“漢字中國——方正之間的中華文明”中，就有一件青銅器“明星”，展示了中華文明的賡續(xù)發(fā)展。這件由商人遺民所鑄造的青銅器上，284個字記錄了兩個王朝交替時，綿延不斷的文明。這就是1976年12月出土于陜西省寶雞市扶風縣莊白村一號窖藏的史墻盤。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284個字記錄家國歷史

這件青銅盤通高16.8厘米，口徑47.3厘米，盤深8.1厘米，重12.5公斤。圈足，雙附耳。腹飾垂冠長尾鳳紋。圈足飾竊曲紋，均用細雷紋襯底。鳳紋象征著吉祥，是西周時期最為流行的紋飾。器內(nèi)底鑄有的銘文，特別值得關注。銘文有18行，共計284個字。這也是1949年以來出土的青銅器中，鐫刻銘文最多的青銅器之一。

人們之所以稱它為史墻盤，因為這是由來自微氏家族的史官“墻”，為歌頌周王功績、紀念先祖而制作的青銅盤。關于這個微氏家族，在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此前的采訪中，從1999年開始參與周原遺址發(fā)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良高曾介紹，文獻中有很清楚的記載，“《史記》及其索引中均有記載，孔子也曾經(jīng)評價其‘仁’，即‘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這樣的微氏家族在跟隨周王后，受到歷代周王重用。直到“墻”繼承了“史”這一官職，他決定在青銅器上刻以銘文，記錄家族的歷史，才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史墻盤。

銘文的前半部分講述了周王室的功績。從文王講起，歷經(jīng)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直講到恭王，涵蓋了大半個西周歷史。其中文王受天命，武王征伐殷人，成王治理周邦，昭王伐楚荊等事，均與已有的古籍文獻記載相互印證。后段為“墻”自述其先人如何事周王的敘述，與前段中諸臣子輔佐的內(nèi)容相呼應。

史墻盤中記載的內(nèi)容，與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的內(nèi)容吻合，這既增加了記載的真實性，也讓墻盤有了更高的研究價值。同時，后人也能通過這一件器物，對微氏家族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成都博物館策劃研究部主任魏敏說，當時出土了史墻盤的窖藏，便是微氏家族的青銅器窖藏。“漢字中國”展覽中的折觥和興簋，均出土于此。興簋上也有銘文。而折觥則因與其他青銅器莊嚴的樣子不同，而受到觀眾的喜愛。

體現(xiàn)文化的賡續(xù)發(fā)展

“這個家族是先商的遺民，他的先祖被商王封在一個叫做‘微’的地方，所以被稱為‘微氏家族’。周代商后，周人對先商遺民并沒有趕盡殺絕，反而招攬了他們，這是因為周人對商文化是崇敬的，他們對商文化是一種繼承的關系。《尚書》中記載周公曾經(jīng)說過，‘惟殷先人，有典有冊’，體現(xiàn)的就是這一點。”魏敏介紹。對此，徐良高有著同樣的見解：“周人繼續(xù)任用其為史官，體現(xiàn)了周人包容、多元的政策和文化。”

“西周繼承了商代的文化，同時它的文字發(fā)展又有了不同的面貌。”魏敏說，從商代晚期開始，銘文就開始出現(xiàn)在青銅器上。但是早期的商代青銅器銘文只有簡單的族徽或者族名，一直到了商晚期之后，銘文才開始有了更多的內(nèi)容，這也跟青銅器的工藝發(fā)展有關。

而在商代，青銅器上的銘文仍是記事性質(zhì)。“比如說記載了族名、戰(zhàn)事的傷亡、統(tǒng)治者的賞賜等。但隨著商人崇鬼神、周人尚禮儀理念的變化，青銅器上的銘文也發(fā)生了重要的改變。”魏敏說，史墻盤就是這樣的一個見證。觀眾在參觀成博“漢字中國”展覽時，可以仔細辨認青銅器上的銘文，感受文化的賡續(xù)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