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到要進一步完善支持綠色發展的政策和金融工具。去年以來，人民銀行提出要推動轉型金融和綠色金融的有效銜接。應該如何理解這兩者的銜接？
近日，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作為中國綠色金融發展的親歷者，魯政委表示，正如他在著作《碳中和與綠色金融創新》中所提及的，碳中和目標提出以來，我國綠色發展進入了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的新階段，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這意味著綠色金融的內涵將進一步擴展。魯政委認為，轉型金融其實是綠色金融發展的必然延伸，轉型金融與綠色金融共同推動碳中和的實現，二者缺一不可。
魯政委。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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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你在《碳中和與綠色金融創新》一書中指出綠色金融的內涵將進一步擴展，如何理解這句話的含義？轉型金融和綠色金融如何有效銜接？
魯政委：在“雙碳”目標下，要注意從何種角度理解綠色金融。在過去，綠色和不綠色是“0”和“1”的關系，但是，人類要最終實現碳中和，僅僅只是靠“0”肯定是不行的，我們還需要努力促使高碳產業盡可能降低碳排放，這樣的金融活動就叫轉型金融。
按照過去的界定，轉型金融顯然不能算是綠色金融，但它和綠色金融要達成的最終目標是完全一致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轉型金融其實是綠色金融發展的必然延伸，轉型金融與綠色金融共同推動碳中和的實現，二者缺一不可。所以，我個人更愿意把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并稱為實現碳中和的雙支柱。
做好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的銜接非常重要。
首先，從國內來講，無論是研究、管理還是政策，之前做綠色金融的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做金融。
其次，在過去推動綠色金融從無到有的過程中，我國積累不少行之有效的做法，贏得了全球贊譽甚至效法，這些做法可以考慮繼續用在轉型金融上。
最后，轉型金融的彼岸最終還是凈零碳。凈零碳，可以完全不排碳，也可能是有排放但進行捕捉等負排放行為之后實現了凈零，最終都是要綠色。
《21世紀》：金融機構在綠色發展中起到什么作用？
魯政委：隨著綠色金融進一步向前發展，要特別著力加強能力建設。具體來說，就是要認清未來經濟社會發展趨勢，關注國家邁向碳中和的政策和節奏，把握綠色技術發展的新進展，理解政策、技術、市場三者之間的激勵相容機制，從中找不斷拓展金融業務可持續的空間。
為此，我們在2015年成立了興業經濟研究咨詢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要從宏觀政策、行業發展、金融市場多層面多角度，深入研究全球綠色發展浪潮，以及我國綠色轉型發展過程中所涉及的領域、技術、產品。將具有潛力的技術推薦給業務部門，為業務部門將政策環境和商業模式成熟的領域做大做好提供研究支持，對于有潛力但商業模式尚未成型的就積極向國家政策部門建言獻策，共同推動行業良性發展。
《21世紀》：金融機構在碳金融創新上有哪些嘗試？
魯政委：到目前為止，我國的全國統一碳市場還沒有真正讓銀行業金融機構參與交易。
現在碳排放性質押貸款大部分除了看碳權之外，更重要的是還要看質押這個碳權的主體。其中的原因，一是目前尚未有明確規則允許銀行將碳權碳匯作為抵押品；二是尚未有明確規則規定銀行可擁有這個抵押品；三是銀行擁有了這個抵押品之后，因為未能參與碳市場，沒有正常而可預期的處置途徑。
《21世紀》：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和國家發改委等部委最新修訂的綠色產業指導目錄中，都提到了林改問題。如何有效推進？
魯政委：借鑒國外經驗，我們可以考慮在國內推出林地REITs。作為權益型REITs的底層資產，其有一個獨特的優點，就是在有預期正常的回報之外，還可以有一個不那么確定的權益性收益部分。這個對各方高度關注但尚未正式開閘推開的林業碳匯來說，尤其適合推出林地REITs，允許市場有想象空間。
我們還在研究在我國推行多層次碳市場的可行性。比如，第一層次是國際層面承認的碳匯，遵循國際上的方法學，可以用于國際碳抵消。第二層次是國內認可的碳匯，可以在國內進行碳抵消。第三層次是區域性的碳匯，只能進行一定區域內的碳抵消。通過多層次的碳市場，既可以倡導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可以發揮主體功能區的比較優勢，建立其區域之間的市場化利益補償機制，有利于縮小東西部發展差距，促進公正轉型。
《21世紀》：近期環境部征集CCER方法學，國家級綠色交易所落地北京副中心，許多銀行探索建立碳賬戶，這對于實現碳中和有什么幫助？
魯政委：首先要明確的是，我們到底準備讓碳賬戶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我理解目前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像銀行信用卡或者借記卡的積分一樣，相當于營銷手段，和監管關系不大；第二個層面是將其作為一種嚴肅的工具，發揮所謂碳征信的作用。
如果是定位于前者，即作為自愿的鼓勵性工具或者營銷手段，那么就沒有必要太多考慮數據的一致性問題，對激勵措施也可以放任各家銀行自主進行。如果是定位于后者，即作為主體碳征信的基礎信息，那么就需要關注數據來源和統計方法的嚴謹性與一致性。
我個人更建議將碳賬戶定位為主體碳征信的基礎，這樣就能夠在企業面臨碳關稅時，銀行為之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碳足跡證明（當然，這一功能需要政策加以明確）。顯然，銀行天然就是管理企業賬戶和信用的機構，企業的收付行為和資金流向銀行都很清楚，也更有利于跟蹤其碳足跡，由此將能夠更便利地為企業提供服務。同時，這樣的碳賬戶定位，必將極大增強銀行主動進行綠色融資、嚴肅對待碳賬戶的積極性，激勵整個社會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實際上，根據媒體公開報道，歐盟已經走完了關于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的整個立法程序，即將正式公開發布生效。雖然初始的商品覆蓋面和對我國的影響有限，但毫無疑問，其最終將實現主要碳排放領域的全覆蓋。由此，對于未來出口到歐盟的產品，其碳足跡及其抵消情況的有效證據，就非常重要。賦予銀行碳賬戶征信的定位，可以讓銀行在為出口企業提供貿易結算的過程中，一體化地提供相關證明。
當然，把碳賬戶做實做好，還需要有支持性的政策和架構。根據我們的研究，建議國家建立產品碳排放數據庫以支持碳足跡的核算，要仔細量化并公開標示每個生產環節產品的碳排增加量。這樣，對于企業來說，就能夠很方便地核算其產品的碳足跡。對于消費者來說，產品碳足跡的標示，也可以引導其消費行為，并在其購買支付行為中，自動成為其碳賬戶積分的信息，從而引導形成綠色消費方式。如此，就既能形成綠色的生產方式，又能形成綠色的生活方式。
《21世紀》：近年來，我國綠色金融國際化步伐加大，北京綠色交易所升級為面向全球的國家級綠色交易所，香港交易所成立全球碳交易平臺，我國碳市場是否可能和歐洲打通？
魯政委：一方面，打通后一定會出現（碳）價格更為趨同的趨勢。果真如此的話，我們大量納入排控的企業在短時間內肯定無法承受，因為我們經濟整體的碳排強度比歐洲要高。另一方面，如果不打通，按照目前歐洲碳關稅，在抵消成本低于歐盟水平的情況下，我國出口企業很可能存在不得不向歐盟繳納碳關稅的風險。
作為兩者的折中，我建議在已經推出的全國統一碳市場之外，再進一步考慮征收碳稅的可行性。因為碳價和碳稅都屬于公開透明的碳抵消成本。對于未來中歐之間的碳價價差，則以碳稅對出口企業征收，相關稅收用于增強我國加快向低碳轉型的能力。
《21世紀》：你認為未來國際碳價發展的趨勢如何？
魯政委：我認為，將來國際碳價會更像第二匯率，因為匯率的高低決定產品競爭力。各國之間的碳價很可能長期不會一致，尤其是在加入了碳稅因素之后，就更會如此。
要收碳稅，就要關注拿什么數據來收，需要碳報表變成跟財務報表一樣能橫向和縱向都可比。現在國際這些財務報告之所以可比，是因為有國際會計師準則理事會（IASB）推廣的財務政策，現在G20金融穩定理事會（FSB）責成會計師理事會和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一起推動形成將來像財務報表統一的碳報表。目前ISSB的文本，應該也在緊密磋商并快接近定稿了。對此，我們業界都應該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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