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男孩穆罕默德·雷扎伊有一個特殊身份：“蝴蝶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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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不到7歲的孩子遭受一種俗稱“蝴蝶病”的罕見病折磨，水皰頻發，滿身疤痕。這種病之所以以“蝴蝶”命名，與其斑斕之美毫不相干，而是因為患者的皮膚像蝴蝶翅膀一樣脆弱。

多年病痛讓雷扎伊看起來遠比同齡人憔悴、憂愁。當他掀起衣衫，遍布后背、四肢等處的猩紅色疤痕令人觸目驚心。“疼，很疼。”他聲音虛弱，讓人心酸。

缺醫少藥給伊朗“蝴蝶病”患兒帶來的痛苦是這個中東國家民眾深受美國制裁之害的一個縮影。沒有國際法依據、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美國政府長期對伊朗實施非法制裁，無情、無理、無差別地持續危害伊朗民眾的生命健康。

“你們正在被美國制裁”

“蝴蝶病”學名大皰性表皮松解癥，患者皮膚容易受損并形成大皰，兒童期就可發病。伊朗民間組織“大皰性表皮松解癥患者之家”目前服務著950個“蝴蝶病”患者家庭。創辦者哈米德－禮薩·哈希米說，他女兒受“蝴蝶病”折磨21年，發病時坐臥不安。專業敷料對患者護理尤為重要，可以減輕對皮膚的刺激，取下時不會粘連傷口造成二次損傷。

曾經，伊朗“蝴蝶病”患者可以購買瑞典一家公司生產的專業敷料。然而，隨著美國政府2018年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并不斷加碼對伊制裁，這家瑞典公司不再向伊朗出售相關產品，他們回復患者家屬的理由簡單直白：“你們正在被美國制裁。”

“美國官員能不能站在我們的角度想想，哪怕就一秒鐘：如果是他們的子女或親友正在為這種病遭罪，該怎么辦？”一名患者的母親阿克拉姆·阿伊特越說越激動，“病人只不過想要一片讓自己好受點的敷料，連這也不允許嗎？”

伊朗德黑蘭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好麥特質問：“一個孩子得了病，急需用藥，這與伊核協議有什么關系？但美國的制裁讓人得不到這個藥，這不就是壓迫？”

地中海貧血癥患者是另一個受美國制裁嚴重影響的罕見病群體。伊朗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近年來，制裁使得該國地中海貧血癥死亡病例逐年增多，由2018年的70人增至2021年的180人。

今年2月14日，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發表了聯合國單邊強制措施對人權負面影響問題特別報告員阿萊娜·杜漢和獨立人權問題專家奧比奧拉·奧卡福爾的聯合聲明。兩位專家指出，自美國2018年重啟且不斷加碼對伊朗制裁以來，伊朗進口地中海貧血癥藥品受到很大影響。盡管美方針對相關藥品有所謂的“制裁豁免”，但相關規定過于復雜，難以實施。“美方對向伊朗出口藥品的醫藥公司處以高額罰款，導致全球醫藥生產、物流、保險等相關產業都唯恐面臨制裁……這侵犯了伊朗患者的健康權，導致并發癥和死亡率上升。”

伊朗政府發言人阿里·巴哈杜里·賈赫魯米說，美國的制裁就是對伊朗罕見病患者無情的“殺戮”。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國際輿論和多位專家指出，美國對伊朗的全面制裁是一種無形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受害者絕不僅限于罕見病患者。

2022年5月，杜漢專程赴伊朗調查，發現美國的單邊制裁嚴重影響了伊朗經濟民生的方方面面。她在報告中指出，除“蝴蝶病”等罕見病外，伊朗艾滋病、癌癥、糖尿病等疾病的患者以及殘障人士也因美國單邊制裁而難以獲得進口的藥品與醫療器械。

據杜漢了解，伊朗方面在進口醫藥物資時，經常遇到外國公司拒絕接單、嚴重延遲交貨、提價銷售等情況。與此同時，對外采購途徑和支付渠道因美國的制裁受限，從而助推伊朗國內醫療成本大幅上漲，導致假冒產品、過期或臨期藥品走私增多，給伊朗民眾增添了經濟壓力和健康風險。

德黑蘭一家醫院的手術室主管瑪麗亞姆告訴記者，2018年以來，伊朗醫療物資短缺現象日益嚴重，不少外國醫療設備公司撤離，導致醫療設備維修困難，病人成為受害者。制裁的影響在新冠疫情中更加明顯，“許多人因制裁導致的物資短缺而失去生命”。

德黑蘭一家醫院的護士馬莉哈·加里卜·沙阿說，在疫情肆虐之際，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也絲毫沒有放松。不少國家的醫藥和醫療器械公司忌憚美國的“長臂管轄”，不敢開展對伊業務，導致伊朗的藥品、疫苗等抗疫物資進口嚴重受阻。

據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估計，在伊朗受新冠疫情沖擊最嚴重時期，美國的制裁可能間接導致多達1.3萬伊朗人死亡。

伊朗醫療用品進口商和制造商艾哈邁德指出了另一個嚴峻的現實：在美國制裁下，伊朗的醫藥生產受到嚴重制約，生產技術的發展也是個大難題。“制裁阻礙了（外國）向伊朗轉讓現代技術，拉大了伊朗與世界其他國家在這方面原本就存在的差距。”

美國制裁的嚴重危害體現在很多方面。

“德黑蘭是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這不奇怪。美國的制裁迫使人們延長使用燃油效率低的老舊車輛，而伊朗又無法獲得減少車輛尾氣排放的設備和技術。”包括杜漢在內的多名聯合國人權問題專家指出，美國還阻撓其他國家為伊朗提供空氣污染治理技術，外國企業無法在伊朗開發太陽能項目，伊朗科學家參與國際環保研究項目也受到阻礙，就連相關數據庫都無法訪問。

這些專家認為，美國對伊朗實施長期制裁與美方承認享受清潔、健康和可持續的環境是基本人權的立場相矛盾。美國應該放松或解除對伊朗的相關制裁，“讓伊朗人民享有清潔環境權、健康權和生命權，以及與有利環境條件相關的其他權利”。

“濫用經濟脅迫和經濟暴力”

長期以來，美國在沒有國際法依據、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肆意對包括伊朗在內的多國濫施非法單邊制裁，造成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

打開美國財政部網站，可以看到列有制裁政策的頁面，注明由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根據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目標對外管理和執行經貿制裁措施”。頁面上第一條就是“特別指定國民和被封鎖人員清單”（SDN清單），長達2000多頁。

在40多年前的美國駐伊朗大使館人質危機中，美國開始對伊朗實施制裁，此后制裁范圍逐步擴大、力度不斷加碼。20世紀90年代，美國將對伊朗制裁擴大至外國能源企業，利用“長臂管轄”手段，對與伊朗有貿易往來的第三方外國個人或實體實施制裁。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國會陸續通過和修訂了《對伊朗制裁法案》等10余項相關法案，歷任美國總統總共下達了至少26道與制裁伊朗相關的行政令。

伊朗前總統魯哈尼曾表示，僅美國特朗普政府實施的制裁就給伊朗帶來至少2000億美元經濟損失，“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是非人道的，是犯罪和恐怖主義行為”。

2001年“9·11”事件后，美國政府進一步強化制裁武器的殺傷力，將其使用范圍從貿易擴大至金融領域，制裁黑名單也越拉越長。根據美國財政部《2021年制裁評估報告》，截至2021財年，美國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計達9400多項。

就連法國、英國、德國等歐洲盟友也淪為美國“長臂管轄”的“重災區”，多年來對此怨聲載道。歐洲企業對伊朗油氣領域的投資因美方制裁而泡湯后，歐洲國家曾一度訴至世界貿易組織。2018年，美國撕毀伊核協議并全面重啟對伊制裁，再次嚴重損害歐洲利益，引發歐洲強烈反對。法國經濟、財政及工業、數字主權部長布魯諾·勒梅爾當時公開批評說，美國扮演“世界經濟警察”的角色“令人難以接受”。“我們是抓著美國褲腿、做言聽計從的美國‘屬國’，還是告訴對方我們也有自己的經濟利益，想繼續對伊貿易？”

美國塔夫茨大學教授丹尼爾·德雷茲納在《外交事務》雜志發表文章指出，美國歷屆政府“濫用經濟脅迫和經濟暴力”，將制裁作為解決外交問題的首選方案，非但起不到效果，還造成人道主義災難。美國針對中東等地有關國家的單邊制裁，最終傷害的是這些國家的民眾。

美國中東研究所學者杰弗里·阿倫森說，華盛頓把制裁作為達成外交目標的首選手段，這表明美國的決策者和政客們如今都認為，鞏固美國在全世界領導地位的最佳手段是采取一種被許多國家視為脅迫和單邊主義的政策。但歷史證明，“大國在最成功的時候都是通過擴大朋友圈來維持和鞏固影響力”，而不是想方設法把那些國家排除在國際體系之外